当春暖花开，山河无恙，这几天的昆明格外迷人：病毒被爱打败，英雄们凯旋而归，烟火气重新填满街头巷尾的每一个小店，每个人都突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生活里，走路都带风。

　　在这个特别的春天里，我们捕捉了19张绝美的樱花影像，陪你一起记住，这个最美的春天。

　　樱花的“满开”期只有七日，七日后便日日凋零，因为这种短暂而极致的美，樱花渐渐成为日本人心中圣洁、极致美的象征。“像樱花一样优美地活着”，在短暂的一生不后悔不为自己羞耻，成为了日本人精神的基调。

　　鲁迅先生一句“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将上野公园推到了一生必去的赏樱地名单之上。

　　战后时代，日本曾将日本樱花作为“国礼“，赠送给了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多国，今天，在华盛顿、武汉盛开的樱花，都源自于此。

　　但早在秦汉，中国宫廷皇族就已开始种植樱花，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至盛唐时期，从宫苑廊庑到民舍田间，随处可见绚烂绽放的樱花。

　　盛唐时期，万国来朝，日本因深慕中华文化以及樱花的种植和鉴赏，便将樱花随着建筑、服饰、茶、剑等一并带回了扶桑。

　　而云南，则是古往今来樱花最主要的产区之一。云南樱花与日本樱花同由原生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属同一个变种。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新时代的浪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这片土地。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决定在昆明举行武装起义，宣布云南独立。

　　起义部队在讲武堂师生作内应的情况下，从北校场发起攻城。蔡锷等部从东南进攻，经过一夜战斗，于次日清晨完全占领全城，活捉总督李经羲，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而云南也成为了武昌起义后最早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

　　重九起义的胜利声援了武昌，推动了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而且推动了全国革命的到来，蔡锷将军也因此被后人称为“辛亥名将”。

　　枪烟散去，夺得独立之后，百废待兴的昆明亟待新面貌，昆明一批深受日本和西方文化影响的政要、文化名人，决定筹资将包括圆通山在内的五个城市公园进行补建。、

　　曾留学日本的“护国元勋”唐继尧，在螺峰山西麓修建的唐园别墅后花园里，移植数株日本樱花到主景区，这些樱花和一片摇落新绿的垂丝海棠，为圆通山抹上了第一道灿烂的嫣红。

　　唐继尧督滇期间，极其重视云南本土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创立了云南第一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云南航校，组织编纂《云南从书》。

　　樱花，是跟随着开天辟地的一代人落在昆明的，是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为城市留下纪念。

　　后来，它洒满了农大、师大、理工大……几乎昆明每一处文化的高地之上，都飘着这朵绯红的云。

　　文化的传递极其玄妙，当樱花从云南飘至日本，又从日本飘回云南的时候，意义就截然不同了：从朝生夕死的灿烂，变成了开天辟地的物语。

　　当漫天漫野的樱花在昆明扎下了根，昆明人也逐渐养成了赏樱的习惯。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称“圆通花潮“。

　　1963年，著名散文家李广田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散文《花潮》，一句“春光似海，盛世如花”，写尽了先生在昆明圆通寺赏花后的感悟，也让圆通山的樱花享誉海内外。自此，“圆通花潮”成为昆明十八景之一。

　　每年3月伊始，圆通山内的400余株云南樱花、200余株日本樱花、1200余株垂丝海棠竞先绽放。

　　对于昆明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而言，绿叶是四季的标配，只有樱花，是春天在昆明蓝之上写下的浓墨重彩的惊叹号。

　　诗人于坚后来在诗句中写道：“我不想当人，我想当花，我要开放。我渴望作为花朵之一，与这春天的故乡，吻合。“

　　这是一个特别的年份，漫长的乌云阴霾掩盖了整个2月，但无数的历史告诉我们，风雨中走来的，从来更繁盛。

　　春会暖，花会开，希望和温暖，永远常在。不信？你抬头看看那些樱花，早已灿若星海。

　　我们和时间赛跑，终于拼到了钟南山院士所期待的：“待到春暖花开时，我们走上街头，繁花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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