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生前捐献女性用品刷屏:生前只有罪恶死后都是善行
网友收到了她生前发起的公益项目捐献的卫生巾、卫生内衣和红豆热敷贴等,特意在社交软件上表达感谢。
那个因为网络暴力自杀的雪莉原来如此心地善良,让她遭受这一切的人真是“该死”啊。
雪莉在世时,遭受网络暴力最严重的时候,网友似乎把骂雪莉已经成了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
雪莉不穿内衣拍照,是在发布“色情图片”、污染网络环境;雪莉十几岁公开恋爱,是在教坏粉丝;雪莉精神状态不佳,可能是在“吸毒”;雪莉穿韩服露香肩,是在侮辱韩服;雪莉综艺节目求“媒体和网友放过”,是在作秀;雪莉发了烤鳗鱼的视频,简直是刽子手,太残暴了;雪莉更新了断头断手的娃娃照片,简直是变态。
雪莉“不配”成为一个偶像,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纠正”、“指责”、“批判”她的行为。
雪莉是善良的,发起的公益项目、捐款专门为低收入女性群体捐献生理用品;雪莉是无助的,ins上社交媒体上上传的不合时宜的照片和文字都是呼救;
在死后,突然变成了敢于向世俗观念挑战的“勇士”,和受尽折磨却仍然善良又宽容的天使
但无论何时,为什么热评第一永远是那些“负面”、“指责”、“批判”的观点?
假如你在朋友圈,发一条出去旅游的照片,朋友圈下面有一条赞美你的评价和一条负面评价,你会被哪一条吸引?
比正面信息更吸引人的,是负面信息,比普通人的负面消息更吸引人的,是曾经几乎没有缺点却又红透半边天的明星的负面消息。
研究发现,大多数人都会多留意负面评价,人类的大脑天然对负面信息的反应更强烈。
大脑对负性信息优先注意和加工,是为了警醒我们可能有潜在危险存在,好让我们远离伤害。
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偏好也会让我们不自知地被负面言论裹挟,甚至态度也被扭转,成为网络暴力的推波助澜者。
可是,那个时候,疫情正值爆发期,网上信息真假难辨,尤其是眼科医生被刺,让许多人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医生的一边。
质疑、指责、谩骂、诋毁,一个已经遭遇生命绝境的人,被网络言论逼到了生活死角。
《道德暴力》一书中提到,当人们实施暴力时,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在道德上是正确的,甚至是必须的。
“我越是去回应,就越是会有更大的诬陷和暴力有组织增加,反复地进行盲目主张,这就像是集体催眠状态一样。他们看不到正确或是错误,不愿打破梦境,一直回避现实,这样才能保护他们不正当的存在及领域。这样的行为不是人权运动,而是暴力组织的行为。”
个体在群体的影响下,容易放弃自己的意见,选择与群体保持一致;而找到认同的人,情绪更为高涨。
互联网变成了网络法庭,当事人成为众矢之的,千夫所指,我们所谓的“正义”,仿佛变成了谁的口号声大,谁就是对的,真相早就鲜有人在乎。
讲述的是“全世界遭受网络暴力第二严重的人”律师唐泽贵洋,因为帮助一位高中生应对网络暴力,而收到过超过100万次死亡威胁的真实事件。
“唐泽先生在网上就像是一个动画角色。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所以连带我也觉得做这些事情没什么关系。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
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1974年,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进行了著名的行为艺术表演——「节奏0」。
实验开始前,她签了免除参与者所有法律责任的文书,告诉所有观众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最初,好奇的人们只是试探,用口红在她的脸上乱涂乱画、用刀子划破她的衣服……
有人往她身上吐痰、有人扒光她的衣服、有人把玫瑰花上的倒刺扎在了她的身体……
在“不用承担”责任这一前提之下,很难想象没有约束力的暴力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假设,如果你的朋友有暴力倾向,你采取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会增大。
“在网上发布内容就能够得到他人回复,我感觉这很有意思,尤其说什么都不用担心受到责罚,所以不知不觉就上瘾了。”
隔着屏幕两端的网络世界,不仅掩盖了真实信息和面貌的网络暴力,也掩盖了可能需要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让暴力行为更加容易“上瘾”。
演员刘亚仁在悼念雪莉时说,“她没有理由被看待成患者,也没有理由被推挤成英雄 ”。
当普罗大众是一件太过“便(bian)宜”的事,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自己也需要有思考和辨别真相的能力。
互联网时代,“及时”、“多样”、”自由“是好事,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边界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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