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收到了她生前发起的公益项目捐献的卫生巾、卫生内衣和红豆热敷贴等，特意在社交软件上表达感谢。

　　那个因为网络暴力自杀的雪莉原来如此心地善良，让她遭受这一切的人真是“该死”啊。

　　雪莉在世时，遭受网络暴力最严重的时候，网友似乎把骂雪莉已经成了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

　　雪莉不穿内衣拍照，是在发布“色情图片”、污染网络环境；雪莉十几岁公开恋爱，是在教坏粉丝；雪莉精神状态不佳，可能是在“吸毒”；雪莉穿韩服露香肩，是在侮辱韩服；雪莉综艺节目求“媒体和网友放过”，是在作秀；雪莉发了烤鳗鱼的视频，简直是刽子手，太残暴了；雪莉更新了断头断手的娃娃照片，简直是变态。

　　雪莉“不配”成为一个偶像，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纠正”、“指责”、“批判”她的行为。

　　雪莉是善良的，发起的公益项目、捐款专门为低收入女性群体捐献生理用品；雪莉是无助的，ins上社交媒体上上传的不合时宜的照片和文字都是呼救；

　　在死后，突然变成了敢于向世俗观念挑战的“勇士”，和受尽折磨却仍然善良又宽容的天使

　　但无论何时，为什么热评第一永远是那些“负面”、“指责”、“批判”的观点？

　　假如你在朋友圈，发一条出去旅游的照片，朋友圈下面有一条赞美你的评价和一条负面评价，你会被哪一条吸引？

　　比正面信息更吸引人的，是负面信息，比普通人的负面消息更吸引人的，是曾经几乎没有缺点却又红透半边天的明星的负面消息。

　　研究发现，大多数人都会多留意负面评价，人类的大脑天然对负面信息的反应更强烈。

　　大脑对负性信息优先注意和加工，是为了警醒我们可能有潜在危险存在，好让我们远离伤害。

　　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偏好也会让我们不自知地被负面言论裹挟，甚至态度也被扭转，成为网络暴力的推波助澜者。

　　可是，那个时候，疫情正值爆发期，网上信息真假难辨，尤其是眼科医生被刺，让许多人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医生的一边。

　　质疑、指责、谩骂、诋毁，一个已经遭遇生命绝境的人，被网络言论逼到了生活死角。

　　《道德暴力》一书中提到，当人们实施暴力时，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在道德上是正确的，甚至是必须的。

　　“我越是去回应，就越是会有更大的诬陷和暴力有组织增加，反复地进行盲目主张，这就像是集体催眠状态一样。他们看不到正确或是错误，不愿打破梦境，一直回避现实，这样才能保护他们不正当的存在及领域。这样的行为不是人权运动，而是暴力组织的行为。”

　　个体在群体的影响下，容易放弃自己的意见，选择与群体保持一致；而找到认同的人，情绪更为高涨。

　　互联网变成了网络法庭，当事人成为众矢之的，千夫所指，我们所谓的“正义”，仿佛变成了谁的口号声大，谁就是对的，真相早就鲜有人在乎。

　　讲述的是“全世界遭受网络暴力第二严重的人”律师唐泽贵洋，因为帮助一位高中生应对网络暴力，而收到过超过100万次死亡威胁的真实事件。

　　“唐泽先生在网上就像是一个动画角色。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所以连带我也觉得做这些事情没什么关系。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

　　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1974年，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进行了著名的行为艺术表演——「节奏0」。

　　实验开始前，她签了免除参与者所有法律责任的文书，告诉所有观众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最初，好奇的人们只是试探，用口红在她的脸上乱涂乱画、用刀子划破她的衣服……

　　有人往她身上吐痰、有人扒光她的衣服、有人把玫瑰花上的倒刺扎在了她的身体……

　　在“不用承担”责任这一前提之下，很难想象没有约束力的暴力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假设，如果你的朋友有暴力倾向，你采取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会增大。

　　“在网上发布内容就能够得到他人回复，我感觉这很有意思，尤其说什么都不用担心受到责罚，所以不知不觉就上瘾了。”

　　隔着屏幕两端的网络世界，不仅掩盖了真实信息和面貌的网络暴力，也掩盖了可能需要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让暴力行为更加容易“上瘾”。

　　演员刘亚仁在悼念雪莉时说，“她没有理由被看待成患者，也没有理由被推挤成英雄 ”。

　　当普罗大众是一件太过“便（bian）宜”的事，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自己也需要有思考和辨别真相的能力。

　　互联网时代，“及时”、“多样”、”自由“是好事，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边界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