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见证大饥荒的年代(二)
按照中央对万名下放干部一再强调的,必须实行“三同”,以及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我起来之后,想帮房东扫院子,可怎么也找不到扫把。想挑水,找不到水桶。这家已经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天已经大亮了。可老百姓都还没起来,于是我就在村子里转转,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人影,也没看到炊烟,依然是听不到鸡鸣,也听不到狗叫,甚至连麻雀也看不到,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就回到二里以外的大队部食堂去吃早饭。
同吃“三同”中的第一条,按要求,我们必须在公共食堂中与农民同吃,中央《紧急指示信》中的第九条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 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我们到惠民之后,才知道惠民全县的农村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难以维持,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于是,我们到哪儿去吃饭,成了县委和下放干部领导的一大难题。最后研究决定的原则是:有条件能到社员家里去吃饭的,就尽量争取到社员家里去吃;实在不行的,就暂时分别集中到所在大队部吃饭。根据这个决定,我想为了实现“三同”,尽量争取到农民家中去吃饭。我把这个意见和西马小队干部们说了,他们说:这很难办!我看没哪一户能同意。一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拿什么给你们吃,即使给他们钱和粮票也得现去买;二是买回来又怎么吃呢? 给你一个人单做单吃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一起吃,你那一点点粮食定量,连你自己都不够吃的,又让人家全家怎么吃?他们为难,你也为难。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时间长了,不但救不了大家,把你们也搭上了。
翟家大队虽有个干部食堂,不久前也解散了,干部们都带着自己的口粮回家吃去了。那套炊具还在,只是暂时停办而已。这次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根据公社指示,又重新开伙了。这样,我们这个小组的8名下放干部,工作分散在附近各队,大部分住在农民家里,少数住在大队部,早晚两餐都集中到翟家大队食堂来吃。“三同”最难解决的是同吃问题,最好解决的是同住。因为死人太多,空房子不少,只不过是条件很差,现在只好暂时将就一下。同劳动问题,现在正是冬闲季节,救灾第一,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了。按照全省五级干部大会精神要求,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保人,保人就必须解决食品和代食品问题,县里要求我们在四干会前,集中力量,到重灾区边救灾,边进行调查研究。
我包的是西马小队,原有48户人家,不到200口人。会计告诉我,今年以来已经死了21人,现有浮肿、干瘦病人50多人,其中已由浮肿转成干瘦的有十七八人,估计其中有七八个人过不了旧历年关。全村绝大部分适龄妇女都已经闭经了。支部书记郭玉山告诉我,这里是老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作出过很大贡献。这个小村在战争年代,参军的就有10多人,牺牲3人,伤残和立过战功的有五六人。至于担架队和支前的就更多了,除了老人和儿童外,几乎是全民皆兵。这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牺牲,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冬以来,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这一带,今年春天,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吃到粮食了,那种饥饿的情况实在悲惨!树皮扒光,不管死物、活物只要是能吃的都吃。家畜、家禽全都吃光了。不能吃的也吃,刺猬、癞蛤蟆,甚至老鼠。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是喘气的,都吃!他说,今年入冬以来,又是这样,全村除了人以外,你都看不到一个活物!十几头大牲口,已经死光了,即使不死,老百姓也盼着它死,甚至想办法让它死!庄户人家谁不知道耕牛多重要啊,你说没了耕牛,明年怎么种田呀?接着他唉声叹气地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年呢,想这些也没有用……”
我的房东姓尚,主妇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她说:我家原有4口人,婆婆和丈夫,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婆婆今年春天饿死了,现在还有3口人,生活十分困难。不久前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散伙了,叫各户自己想办法。家里有什么办法呢?国家救济说是每人每天8两地瓜干,实际上2两也拿不到。家里没吃又没烧,没办法,他男人每天出去找代食品,刨草根,捞湖菜,搂草籽……
我到她家屋里一看,真是一贫如洗。没吃没烧,屋里很冷,炕上躺着一个孩子。我走近一看,真吓人!大脑壳、小细脖,脸色苍白,额头上青筋暴露,一双大眼睛深陷,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他妈妈说他是前年(1958年)生的,现在两岁半了。“他真命苦呀,一生下来就遇上了灾难,到现在不用说会走,就连头也抬不起来,看样子……”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以至于泣不成声。我边劝边走到孩子身旁,打开被子一看,浑身上下皮包骨,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像搓衣板,头很大,几乎占了身子的三分之一,被窝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屎尿气味,臭气熏天!
面对令人心酸的悲惨情景,我不由得想起北京,想起自己家的孩子,那真是幸福!他们是吃农民种的粮食长大的,而今农民的孩子却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想到这里,我心中实在难以平静,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簌簌而下!他们竟然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这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都说孩子没救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事实很清楚,什么浮肿病、干瘦病,都是营养不良。其实治这病很简单,给他点儿吃的,增加点儿营养就行了。但是这里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谈何营养!
粮食紧张是带有普遍性的,首都北京虽然供应也很紧张,但比起其他地方还是好得多。虽然粮食和副食供应都凭本、凭票,但样样都还能有一些。比如:每人每月2两糖、半斤点心等基本上都能保证。我来山东灾区之前,家里听说了这里吃不饱饭,大家都为我的身体担心。我离开那天,家里人把全家节省下来的几两糖果和几块点心包好,塞到我的背包里,嘱咐我说实在饿急了就吃一块。那时规定下放干部不能搞特殊化,要与灾区人民实行“三同”,但这是家里人的心意,就偷偷地带来了。下来已经20多天,大家一直都在一起,没有机会吃,所以一直没有动。这次我把它拿出来偷偷给了房东,叫他们给这个孩子吃。他们一方面非常感激;另一方面,又不好意思。他们说,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晚了,吃什么都不行了,还是你留着自己用吧。我说:我留着没用,还是快给孩子吃了吧,试试看或许能解决点问题。就这样,他们总算是收下了。此后不久,我就离开这个村子了,后来究竟起没起作用,我也就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可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但这毕竟是我和家人的一点心意。这件事按当时说是“违反纪律”的,因为当时规定下放干部绝对不准搞特殊化,不准带吃的,所以我一直没敢向任何人讲,一直埋藏到今天。我对那时的一些说法和规定,始终不大理解,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区区小事而已。
村干部告诉我,我的房东是个出身成分好的老实庄稼汉,他家生活条件在全村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原来安排我住到他家就想吃住都在他家。村干部把这个意见跟他们透露了,他们表示,住可以,但是要在一起吃饭有困难,因为他们都没的吃,给我吃什么?即使我的那份口粮全交给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关心我们,又从身边派干部来帮我们克服困难,共渡难关,这我们就非常感激了!他们的定量,按当地脱产干部每月17斤地瓜干也很低了,也吃不饱,那点定量又怎能解决我们全家的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占我们的“便宜”,不忍心让中央下放干部跟他们一样挨饿。后来我又亲自去了,当面向他们表示要与他们同吃,有难同当,不怕挨饿。这位主妇听了之后,感到很为难,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让我到厨房去看看。我看灶台上是一只缺了口的破铁锅,旁边有个类似沙锅的瓦罐。她说:现在不只是没粮食吃,没柴烧,连口像样的锅都没有了。家里原来的铁锅,大炼钢铁时被抢去砸了,以后就都去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伙了,只得自己回家做饭吃。可是锅没了,没钱买锅,也买不到,只好用这口破铁锅先对付着。说到这,她伤心地哭了。大队书记郭玉田说,现在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缺锅,供销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锅,最小也是“三印”的,家庭用的饭锅(五印的)没有货,这是公共食堂解散后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难题。我明白女主人的意思了,以后就再没提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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