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不拿工资不迁户口仍然保持农民身份
1975年,农民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谈到自己的官运,就连他自己都有一些难以置信:“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1964年中国山西省委陶鲁笳同毛主席谈到陈永贵时,毛主席询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实话实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毛主席笑着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
造成这个结果也是历史原因。陈永贵从小就家里穷,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上学读书的机会,一直到1954年到1955年,农村出现扫盲班,才让他认得几个字,但是,那时的他已经40岁了。
50年代初,陈永贵所在的地方有小学文化水平就能称得上一句文化人了,而这些人则出来充当农村扫盲老师,由此可见当时的扫盲教育水平很低,陈永贵也没法认识更多的字。
他认识的字不多,书本知识非常地缺乏,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他没有知识。因为他的知识不管是农业生产方面还是社会方面,都是经验型的。
1971年秋天,一天晚上,他在大寨接待站三楼会议室接见了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一行人,在场的还有记者。陈永贵讲着讲着就怒上心头,大声说道:“他们硬说杂交高粱种子只能种一年,谁试过?我们大寨的玉米、谷子,种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种!”他没有植物学的起码常识,人工配制的杂交高粱种,是只能种一代,第二代就退化了。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他说错了话,可是没有一个人指出他的不是,在场的人连笑都不敢笑。
50年代,有一天在县里开会,晚上,陈永贵在灯下琢磨人家的会议笔记,有人当场就笑话他:“都四十多的人了,还学啥,再学还能当中央委员?”让那人没想到的是,陈永贵后来不但当了中央委员,还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当上国家副总理这件事,在全国农民心中,成为了大家共同的光荣,在大家看来,他给全体农民长了脸。
陈永贵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但是,他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这也导致他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官又是农民。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的农村户口迁到北京,也应该拿国家工资。但他不迁户口,也不拿工资,仍然保持自己是农民的身份。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表示自己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官员。
我们国家那时将农村里面的基层干部称为不脱产干部,也就是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不拿国家工资,靠自己参加田间劳动记工分生活的干部。
陈永贵出来当副总理是长期的,开始由山西省每月补贴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一元两角伙食补助,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力,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
陈永贵既然是一个不脱产干部,在北京住房自然也就不需要出钱,他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原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一些日子,他就这样将高级厨师打发走了,自己从昔阳县里面找来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
1963年8月,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将陈永贵冲到了毛主席的面前,更冲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那一次连续一周的特大暴雨,将河北省和晋冀两省交界的山区冲得一塌糊涂。
山西省昔阳县紧挨着河北,八百多亩耕地有一百三十多亩被冲毁,有四十多亩耕地被上面冲下来的流土掩埋。大寨过去穷,农民们大都住在窑洞里面,一百四十五孔窑塌了一百一十三孔。一百二十五间房塌了七十七间,还有六十三间房和窑处在危险当中,很显然已经不能再住人了。
全村的人在员和干部的抢救之下,无一伤亡,大家都挤在了能住人的几间房和窑洞里面,里面满是哭声:“以后怎么过啊!”
那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半路上松溪河发了大水,他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眼看着水小了一点,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大寨。国家及时拨来救灾款、救灾粮和救灾的物资。
不过,陈永贵开党支部会,决定通通不要,他决心领导全村人民自力更生,建设新的大寨。陈永贵是一个创业的人,多年以来,在他的领导之下,大寨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地养肥了,产量提高了,而且,他还是一个擅长管家的人,非常地勤俭,大队攒下了七万多斤储备粮,还在银行里面存了一万多元的公积金。而这些东西都在大灾当中被保住了。
之后,陈永贵立刻做出决定,在村里找了一块空地支起大锅,将大家的粮食都拿出来,做了一顿饭,在百废待兴当中,陈永贵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方针,大家先挤着住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抢着扶地里被冲倒的玉米、谷子,加工追肥,将当年的生产千方百计地保住,后来又拿着集体的存款买砖,买石灰,买钢筋,经过昼夜努力,很快,村中心就盖起了一排排新砖瓦房,而且,这一年的收成也不错,陈永贵自己带头干,大家在他的领导之下,也干得越来越有信心。
次年,毛主席在去河北省邯郸市的列车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和山西省委的工作报告,山西省委陶鲁笳就询问了毛主席有没有看《人民日报》上面登的大寨大队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文章。
毛主席思索半晌,“有印象,没有看。”随后,陶鲁笳就将大寨1963年的灾情和大寨人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领导之下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战胜灾害的事迹详细地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当时喜欢陈永贵的是三条:一条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条是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法;再有一条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一次毛主席表彰大寨,只是没有公开报道。
50年代初,我们国家制定了《婚姻法》,提倡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由此,社会上也刮起了一阵婚姻自由的风。
就在这时,二十岁出头的宋立英听了别人说的话,吵着闹着要和比自己大二十岁的贾进才离婚,他们两个人在一块时都很穷,贫穷让他们走在了一起,他们也不属于包办婚姻,所以结婚之后过的还算是不错。
老贾是一个特别老实的人,实在是舍不得自己的妻子,但是又拿妻子没有一点办法,整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那时候两口子已经是村里的干部,陈永贵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们两人的基础本来就好,不应该被拆散。
于是,陈永贵想了一个好主意。那年夏天,贾进才赶牛到远处去放,有一天,陈永贵哭丧着一张脸找到宋立英,对她说:“老贾摔下坡了,还不知道咋样呢!”听到对方说的话后,宋立英立刻就慌了手脚,连忙哭着喊着去找老贾。
陈永贵倒是平静下来:“哭个啥,你不是要闹离婚?”宋立英一脸泪花:“老贾也是个可怜人。”陈永贵这下子直接开训:“宋立英,你还哭,是你闹离婚不是?”
宋立英和老贾之间本来就没什么大问题,所以当场就伤心着认了一大堆的不是,表示非常地后悔,对不起老贾。
从此以后,宋立英和贾进才两口子也不闹了,看不出来,陈永贵还有一些演戏天赋!
1953年,农业社在陈永贵的领导之下,第一年就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每亩达到了二百四十多斤,陈永贵看到你这个数字后高兴坏了,为此,他还开了一个庆丰收大会。
大家正处于兴奋之时,有一个单干户跳出来,张口就是要挑战。他说农业社的产量没有啥,他的地不算好,一亩地还产三百多斤呢。
陈永贵并没有生气,反而反应极快地和干部们进行了商议,随后就宣布:“好,你丰收了还不好?国家今年要我们卖四万二千斤粮食,咱按产量分下去,你报三百斤,咱就按三百斤给你派吧!”
话落,这个单干户直接就傻眼了,当场就顾不得自己的脸面,竟然直接打开自己的嘴巴,赶紧承认,“我那三百斤是假的,也就一百五十来斤,连秸秆也没三百斤。”
陈永贵老神在在:“你这可是自己打自己,自己包的还能有假?这个产品不能下!”单干户说:“要按我包的那个数交粮,我全家不吃饭也完不成。”陈永贵说:“要下产,大寨六十多户,你一家一家去求吧,大家同意下就下,大家不给下级不给下。”这个单干户输惨了,只能一家一家去求情。
1980年1月15日下午,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要结束的时候,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了会议室,他也没有离开,而是站在了休息室门口。
没过多久,会议就结束了,大家都陆陆续续地离开。陈永贵的目光从一个又一个的人身上扫过,都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直到微笑着从他身边走过,陈永贵才上前打招呼,让邓公进休息室,说自己有几件事想要问问。犹豫了一下,随后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看到坐下来点烟,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收到了大量的书信,这些都是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永贵的信。看过一封又一封的材料之后,的脸色愈发地严峻,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的很多同志都提出了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对此,的意见也相同,他微不可查地叹了一口气:“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替他写了辞职报告之后,邓公还找他进行了一次谈话:“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
的话对于陈永贵来说是非常地具有威慑力的,隔了许久,他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见,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同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陈永贵下台之后,搬进了北京木樨地的高级干部公寓。中央给他配了专车,过年过节有关部门还会给他送慰问品。后来,他觉得自己也不能干吃白饭,于是就要求出去工作。
1983年,中央答应了他的工作要求,安排他去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虽然他已经老了,但是还是常常会到农场跑跑。
陈永贵一直住在北京,一直到去世,有的人觉得,这样一个老农民就不应该上来,下台之后,让他回到大寨就好了,没必要将他留在北京,但是,他确实应该留在那里的。
他得了肺癌之后,病得越来越严重,他曾对妻子和孩子说:“你们都是普通的人,不该再住在这里,不该你们享受的,你们不要享受,把家里借用的家具还给公家,千万不要向组织上提出什么额外的要求。”
对于自己的身体,他最为清楚,知道自己不行了,所以恳求医生不要再用好药和输液,他对医生说:“我心里清楚,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用了最好的药,我不行了,再不要为我浪费药了。”医生没有同意,继续给他用药。在临终之前,他主动提出的要求是向护理人员表示想要吃西瓜。
他去世前夕,还去北京医院看望他,并握着他的手说:“老陈,你要好好养病,中央是肯定你过去的贡献的,你是个战天斗地的英雄!”话落,陈永贵感动地流出了眼泪。之后、陈锡联和他们也去看望过他。
而陈永贵去世之前留下了遗嘱,对于党中央、医院、医生还有护士表示感谢,并提出自己身后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由子女将骨灰撒到大寨,但不要用飞机。
1986年春节前,陈永贵的情况有些好转之后,还曾高高兴兴地对儿子说:“等开春,天暖和了回大寨看看。”好几年都没有回得去,他实在是太想大寨了,想要去看最后一眼。
医生答应了他这个最后的愿望,还让他快去快回。但是,过了春节,他的病情又恶化了,又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他没有回去过,但是医生确实答应让他回去,所以有些人便以为他真的回去过。
北京医院病理科的马燕龙医生是曾经给已故毛主席、周总理、宋庆龄等领袖人物化妆的整容专家,在得知陈永贵病逝的消息以后,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动要求为陈永贵整容。
3月29日下午,八宝山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向陈永贵遗体告别仪式。在仪式前二三分钟,穿着浅灰色的风衣,向陈永贵遗体做了告别。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也去做了告别,去的有二百多人,许多知名老劳动模范也去了。
陈永贵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和上学的小儿子靠着领国家给的生活费生活,十分清苦。
陈永贵的骨灰只撒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和他的原配妻子合葬在了他原来指的地方,村里还为他刻了一块碑,立在了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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