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农民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谈到自己的官运，就连他自己都有一些难以置信：“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1964年中国山西省委陶鲁笳同毛主席谈到陈永贵时，毛主席询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实话实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毛主席笑着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

　　造成这个结果也是历史原因。陈永贵从小就家里穷，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上学读书的机会，一直到1954年到1955年，农村出现扫盲班，才让他认得几个字，但是，那时的他已经40岁了。

　　50年代初，陈永贵所在的地方有小学文化水平就能称得上一句文化人了，而这些人则出来充当农村扫盲老师，由此可见当时的扫盲教育水平很低，陈永贵也没法认识更多的字。

　　他认识的字不多，书本知识非常地缺乏，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他没有知识。因为他的知识不管是农业生产方面还是社会方面，都是经验型的。

　　1971年秋天，一天晚上，他在大寨接待站三楼会议室接见了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一行人，在场的还有记者。陈永贵讲着讲着就怒上心头，大声说道：“他们硬说杂交高粱种子只能种一年，谁试过？我们大寨的玉米、谷子，种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种！”他没有植物学的起码常识，人工配制的杂交高粱种，是只能种一代，第二代就退化了。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他说错了话，可是没有一个人指出他的不是，在场的人连笑都不敢笑。

　　50年代，有一天在县里开会，晚上，陈永贵在灯下琢磨人家的会议笔记，有人当场就笑话他：“都四十多的人了，还学啥，再学还能当中央委员？”让那人没想到的是，陈永贵后来不但当了中央委员，还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当上国家副总理这件事，在全国农民心中，成为了大家共同的光荣，在大家看来，他给全体农民长了脸。

　　陈永贵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但是，他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这也导致他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官又是农民。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的农村户口迁到北京，也应该拿国家工资。但他不迁户口，也不拿工资，仍然保持自己是农民的身份。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表示自己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官员。

　　我们国家那时将农村里面的基层干部称为不脱产干部，也就是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不拿国家工资，靠自己参加田间劳动记工分生活的干部。

　　陈永贵出来当副总理是长期的，开始由山西省每月补贴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一元两角伙食补助，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力，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

　　陈永贵既然是一个不脱产干部，在北京住房自然也就不需要出钱，他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原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一些日子，他就这样将高级厨师打发走了，自己从昔阳县里面找来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

　　1963年8月，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将陈永贵冲到了毛主席的面前，更冲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那一次连续一周的特大暴雨，将河北省和晋冀两省交界的山区冲得一塌糊涂。

　　山西省昔阳县紧挨着河北，八百多亩耕地有一百三十多亩被冲毁，有四十多亩耕地被上面冲下来的流土掩埋。大寨过去穷，农民们大都住在窑洞里面，一百四十五孔窑塌了一百一十三孔。一百二十五间房塌了七十七间，还有六十三间房和窑处在危险当中，很显然已经不能再住人了。

　　全村的人在员和干部的抢救之下，无一伤亡，大家都挤在了能住人的几间房和窑洞里面，里面满是哭声：“以后怎么过啊！”

　　那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半路上松溪河发了大水，他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眼看着水小了一点，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大寨。国家及时拨来救灾款、救灾粮和救灾的物资。

　　不过，陈永贵开党支部会，决定通通不要，他决心领导全村人民自力更生，建设新的大寨。陈永贵是一个创业的人，多年以来，在他的领导之下，大寨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地养肥了，产量提高了，而且，他还是一个擅长管家的人，非常地勤俭，大队攒下了七万多斤储备粮，还在银行里面存了一万多元的公积金。而这些东西都在大灾当中被保住了。

　　之后，陈永贵立刻做出决定，在村里找了一块空地支起大锅，将大家的粮食都拿出来，做了一顿饭，在百废待兴当中，陈永贵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方针，大家先挤着住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抢着扶地里被冲倒的玉米、谷子，加工追肥，将当年的生产千方百计地保住，后来又拿着集体的存款买砖，买石灰，买钢筋，经过昼夜努力，很快，村中心就盖起了一排排新砖瓦房，而且，这一年的收成也不错，陈永贵自己带头干，大家在他的领导之下，也干得越来越有信心。

　　次年，毛主席在去河北省邯郸市的列车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和山西省委的工作报告，山西省委陶鲁笳就询问了毛主席有没有看《人民日报》上面登的大寨大队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文章。

　　毛主席思索半晌，“有印象，没有看。”随后，陶鲁笳就将大寨1963年的灾情和大寨人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领导之下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战胜灾害的事迹详细地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当时喜欢陈永贵的是三条：一条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条是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法；再有一条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一次毛主席表彰大寨，只是没有公开报道。

　　50年代初，我们国家制定了《婚姻法》，提倡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由此，社会上也刮起了一阵婚姻自由的风。

　　就在这时，二十岁出头的宋立英听了别人说的话，吵着闹着要和比自己大二十岁的贾进才离婚，他们两个人在一块时都很穷，贫穷让他们走在了一起，他们也不属于包办婚姻，所以结婚之后过的还算是不错。

　　老贾是一个特别老实的人，实在是舍不得自己的妻子，但是又拿妻子没有一点办法，整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那时候两口子已经是村里的干部，陈永贵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们两人的基础本来就好，不应该被拆散。

　　于是，陈永贵想了一个好主意。那年夏天，贾进才赶牛到远处去放，有一天，陈永贵哭丧着一张脸找到宋立英，对她说：“老贾摔下坡了，还不知道咋样呢！”听到对方说的话后，宋立英立刻就慌了手脚，连忙哭着喊着去找老贾。

　　陈永贵倒是平静下来：“哭个啥，你不是要闹离婚？”宋立英一脸泪花：“老贾也是个可怜人。”陈永贵这下子直接开训：“宋立英，你还哭，是你闹离婚不是？”

　　宋立英和老贾之间本来就没什么大问题，所以当场就伤心着认了一大堆的不是，表示非常地后悔，对不起老贾。

　　从此以后，宋立英和贾进才两口子也不闹了，看不出来，陈永贵还有一些演戏天赋！

　　1953年，农业社在陈永贵的领导之下，第一年就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每亩达到了二百四十多斤，陈永贵看到你这个数字后高兴坏了，为此，他还开了一个庆丰收大会。

　　大家正处于兴奋之时，有一个单干户跳出来，张口就是要挑战。他说农业社的产量没有啥，他的地不算好，一亩地还产三百多斤呢。

　　陈永贵并没有生气，反而反应极快地和干部们进行了商议，随后就宣布：“好，你丰收了还不好？国家今年要我们卖四万二千斤粮食，咱按产量分下去，你报三百斤，咱就按三百斤给你派吧！”

　　话落，这个单干户直接就傻眼了，当场就顾不得自己的脸面，竟然直接打开自己的嘴巴，赶紧承认，“我那三百斤是假的，也就一百五十来斤，连秸秆也没三百斤。”

　　陈永贵老神在在：“你这可是自己打自己，自己包的还能有假？这个产品不能下！”单干户说：“要按我包的那个数交粮，我全家不吃饭也完不成。”陈永贵说：“要下产，大寨六十多户，你一家一家去求吧，大家同意下就下，大家不给下级不给下。”这个单干户输惨了，只能一家一家去求情。

　　1980年1月15日下午，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要结束的时候，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了会议室，他也没有离开，而是站在了休息室门口。

　　没过多久，会议就结束了，大家都陆陆续续地离开。陈永贵的目光从一个又一个的人身上扫过，都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直到微笑着从他身边走过，陈永贵才上前打招呼，让邓公进休息室，说自己有几件事想要问问。犹豫了一下，随后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看到坐下来点烟，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收到了大量的书信，这些都是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永贵的信。看过一封又一封的材料之后，的脸色愈发地严峻，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的很多同志都提出了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对此，的意见也相同，他微不可查地叹了一口气：“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替他写了辞职报告之后，邓公还找他进行了一次谈话：“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

　　的话对于陈永贵来说是非常地具有威慑力的，隔了许久，他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见，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同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陈永贵下台之后，搬进了北京木樨地的高级干部公寓。中央给他配了专车，过年过节有关部门还会给他送慰问品。后来，他觉得自己也不能干吃白饭，于是就要求出去工作。

　　1983年，中央答应了他的工作要求，安排他去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虽然他已经老了，但是还是常常会到农场跑跑。

　　陈永贵一直住在北京，一直到去世，有的人觉得，这样一个老农民就不应该上来，下台之后，让他回到大寨就好了，没必要将他留在北京，但是，他确实应该留在那里的。

　　他得了肺癌之后，病得越来越严重，他曾对妻子和孩子说：“你们都是普通的人，不该再住在这里，不该你们享受的，你们不要享受，把家里借用的家具还给公家，千万不要向组织上提出什么额外的要求。”

　　对于自己的身体，他最为清楚，知道自己不行了，所以恳求医生不要再用好药和输液，他对医生说：“我心里清楚，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用了最好的药，我不行了，再不要为我浪费药了。”医生没有同意，继续给他用药。在临终之前，他主动提出的要求是向护理人员表示想要吃西瓜。

　　他去世前夕，还去北京医院看望他，并握着他的手说：“老陈，你要好好养病，中央是肯定你过去的贡献的，你是个战天斗地的英雄！”话落，陈永贵感动地流出了眼泪。之后、陈锡联和他们也去看望过他。

　　而陈永贵去世之前留下了遗嘱，对于党中央、医院、医生还有护士表示感谢，并提出自己身后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由子女将骨灰撒到大寨，但不要用飞机。

　　1986年春节前，陈永贵的情况有些好转之后，还曾高高兴兴地对儿子说：“等开春，天暖和了回大寨看看。”好几年都没有回得去，他实在是太想大寨了，想要去看最后一眼。

　　医生答应了他这个最后的愿望，还让他快去快回。但是，过了春节，他的病情又恶化了，又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他没有回去过，但是医生确实答应让他回去，所以有些人便以为他真的回去过。

　　北京医院病理科的马燕龙医生是曾经给已故毛主席、周总理、宋庆龄等领袖人物化妆的整容专家，在得知陈永贵病逝的消息以后，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动要求为陈永贵整容。

　　3月29日下午，八宝山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向陈永贵遗体告别仪式。在仪式前二三分钟，穿着浅灰色的风衣，向陈永贵遗体做了告别。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也去做了告别，去的有二百多人，许多知名老劳动模范也去了。

　　陈永贵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和上学的小儿子靠着领国家给的生活费生活，十分清苦。

　　陈永贵的骨灰只撒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和他的原配妻子合葬在了他原来指的地方，村里还为他刻了一块碑，立在了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