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市长的角度来看，在处理具体的事情时，对于他知晓的事，无论是受理还是社会效果来说，处理得都挺好。”对于此事，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形象危机应对》蓝皮书主编唐钧评价道。

　　他分析，杨锦麟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因此有渠道让副市长知道这件事。对于官员而言，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更多、更快地了解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做到更快地回应、处理民众的诉求。

　　在唐钧看来，民众肯定不希望官员仅就一件事做个别的道歉，更希望官员借这件事，把属地内的问题进行制度化、常态化、长效性地处理，把能管的管好。“除了道歉之外，更应该做好具体的工作；除了说好，还要做好。我们希望有错迅速改正，但更希望看到，别人找不到你的错。”

　　事实上，杭州市萧山机场的出租车治理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今年7月，杭州多家媒体曾多次报道该区域“黑车宰客”的现象，杨锦麟绝非第一个“受害者”，不过他是第一个得到政府官员道歉的人。

　　时事评论员殷国安评论认为，“其实我就是得不到道歉的人的其中一个。前些日子到杭州旅游，黑车遍地。无论是黑车还是白车，都不打表，而是上车前议价。作为一个全国闻名的旅游城市，不解决打车难问题，杭州旅游是不可能让人满意的。

　　唐钧说，属地内出现任何问题，作为副市长，道歉也好、承认责任也好，都是应该的。

　　“官员必须有更多机会倾听群众呼声和意见，能够有更多渠道和窗口，使他们与普通老百姓的想法有互动、有沟通。”唐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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