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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索尔海姆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建议去北京、杭州等中国城市学环保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李艾鑫钱佳音】11月30日至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阿联酋迪拜举行。在此期间,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专访。索尔海姆目前担任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曾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地球卫士奖”等荣誉。他表示,气候危机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因此这些国家应该对此负责。对于中美应该如何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索尔海姆认为关键在于开放互惠贸易和投资,以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和绿色技术的交流,“以前,我总是建议那些寻找保护环境方法的国家去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而现在,我会告诉它们去北京、深圳和杭州”。

  环球时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期间,哪个讨论主题或平行会议对您影响最大?哪些成果是令您意想不到的?

  索尔海姆:我非常高兴能与斯里兰卡合作推出他们的“热带倡议”。斯里兰卡希望关注热带国家面临的特殊挑战。这些国家拥有更多的动植物种类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但其贫困程度往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此外,我还参加了两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展馆的许多活动,一些活动是与我的老朋友、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一起参加的,他是全球最受尊敬的气候外交官之一。我还在印度、欧盟、西班牙、秘鲁、俄罗斯和韩国举办的活动上发表了讲话。这些国家和组织很看重绿色转型。

  环球时报:11月30日COP28开幕当天,各方就启动损失和损害基金达成一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进展。当时您的感受如何?

  索尔海姆:我为发展中国家取得的这一胜利感到兴奋。这是对显而易见事实的接受。气候危机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它们应该承担其所造成损失和破坏的责任。不过,该基金中的资金远远不足以满足面临潜在消亡危险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干旱的非洲或像巴基斯坦这样去年遭受可怕干旱国家的需求。除此之外,我们所创建的全球金融机构往往是官僚(主义)以及缓慢的,因此每个国家都去寻求国内绿色转型和增长的机会,效果会更好。

  环球时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去年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当时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富国的气候伪善》的文章。在今年的COP28上,是否有类似怀疑西方“气候伪善”的声音?

  索尔海姆:玻利维亚代表发表了强有力的讲话,狠批“气候伪善”。截至目前,美国的(温室气体)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是中国的8倍、印度的25倍。美国与玻利维亚或非洲相比,这一差距更大。大家都没时间(在环境问题上)听富裕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

  环球时报:尽管如此,有西方媒体和观察人士对中国是否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做得足够多表示怀疑,并倾向于将危机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您对这种观点有何看法?

  索尔海姆:气候变化是由欧洲、北美和其他地区的发达国家引起的,怎么能责怪中国、印度甚至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呢?

  好消息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并不认为只有美国或者欧洲需要采取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欧美不是领导者,中国是绿色技术的领导者,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迅速行动。

  看看中国,它承诺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我认为,中国很有可能提前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能现在非常大。

  环球时报:在COP28上,各方围绕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您如何评价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索尔海姆:大家都很清楚,中国是世界能源转型领域绝对的领导者。全球60%至80%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都是在中国研发的,包括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电动汽车、公交车、电池等。我最近参加了在四川成都举行的2023第六届中国国际光伏产业大会启动仪式。中国在太阳能产品产能方面至少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其他国家如果想要和中国竞争,就要“早早起床”了。

  环球时报:您经常说中国是能源转型的领导者。在COP28期间,您是否发现有很多人认同您的观点?

  索尔海姆:西方仍然很傲慢。我们习惯了主导世界,理解新的现实需要时间,而越来越多的人期待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在COP28上的展馆比以往任何一次气候变化大会都要大得多,也更加引人注目。过去,我们主要看到的是中国政府的角色,现在中国的许多公司以及民间团体也被大家看见,它们也给人们带来启发。我参加了隆基绿能的活动,该公司展示了其作为领先太阳能科技公司取得的所有成绩。

  事实上,西方也可以向印尼、印度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去年,印尼在减少森林砍伐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在印度,莫迪总理正在发起一个又一个的绿色环保活动。

  环球时报:今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尽管各国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以防止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 ℃ 以上,但目前没有可信的途径实现这一目标。您如何解读这一报告?

  索尔海姆:这是对我们的强烈警告,是时候行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行动呼吁,敦促人们加快行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前,人们的行动都相当缓慢,直到从某一个时刻开始,才会突然加速改变。信息技术革命、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如此。我们正处于这个转变的时刻。

  除了中国之外,全球对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采用速度并不是很快。未来几年,我们或将看到(多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发展。

  环球时报: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上述报告的背景下,我们当下最需要做出的改变是什么?

  索尔海姆:第一,我们需要将能源系统从煤炭转向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第二,我们需要将油车变为电动汽车;第三,我们需要种植更多的树木,更好地保护地球母亲;第四,我们需要向循环经济转变,不能再将衬衫、塑料以及手机等电子废物随意丢弃,而是要将它们回收再利用。

  环球时报:最近,中美重申致力于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危机。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有何重要意义,两国在气候合作上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索尔海姆: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危机,最重要的是开放互惠贸易和投资,这将推动绿色经济。通用汽车和福特看到比亚迪等中国公司在电动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它们想要竞争,想要做得更好,但可能需要中国的电池来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贸易越多,技术交流就越多,绿色转型就会越快发生。

  中美还应该考虑它们可以(向其他国家)提供什么,比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技术支持。在21世纪的任何重大问题上,无论是气候、经济,还是在乌克兰和巴勒斯坦重新实现和平,如果中美能够共同合作,我们都会受益良多。

  索尔海姆:毫无疑问,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需要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10年前,中国还有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而现在中国在全球绿色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还是全球在树木种植、动物保护以及红树林保护等绿色实践方面的领导者,是时候让西方更加好奇并试着向中国学习了。

  环球时报:您曾表示,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造成的碳污染与全球最贫困的2/3的人口(约50亿人)造成的碳污染相同。在您看来,为什么一些西方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索尔海姆:有时候,一些大公司的负责人或者一些政治领导人喜欢责怪别人,而不是采取行动,这真是令人抓狂!造成气候变化的不是在非洲站在水泵旁试图养活自己孩子的妇女,而是华尔街和欧洲的亿万富翁,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富人。这些人的奢侈生活方式加速了气候变化,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来应对这一问题,富裕和强大的国家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环球时报:发达国家在气候融资问题上有不少历史欠账,您如何看待未来它们实现气候资金目标的可能性?

  索尔海姆:很遗憾地说,富裕国家在履行气候承诺方面并不出色,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同时做两件事情:首先,对北美和欧洲施加最大压力,要求它们兑现支付承诺,因为气候适应基本上只能通过政府来实现。政府需要为飓风、海平面上升和农业模式转变做好准备,气候适应需要资金支持。其次,我也要给发展中国家一个建议——请看看中国和印度在做什么,它们将气候变化视为机遇,将(借此)占领市场并发展经济。

  这(气候问题)不仅仅是问题,也是巨大的机遇,例如中国在传统汽车行业中没有任何与大众或丰田相媲美的知名品牌。中国做了什么?它投身于电动汽车行业。比亚迪现在是全球产量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包括吉利、蔚来等多家中国公司正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竞争。宁德时代在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行业占据最大市场份额。中国没有等待他人行动,而是为了中国人民、经济和全球环境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发展中国家需要为气候正义奋斗,同时寻找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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