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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结婚结婚人数创37年来新低

  2022年,我国的婚姻登记人数再创1985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达到683.50万对,其中初婚人数的占比整体也呈现下跌趋势,背后是独立意识的崛起,也是恐婚恐育的选择。一方面,虽然国内有诸多女性权益、婚姻保护等制度,但不少青年对其合理性、有效性仍保持质疑或担忧,另一方面,在媒体负面新闻的传播下,叠加青年婚育观念的改变、自我独立意识及能力的崛起,更多人士的恐婚心理、不婚选择加剧。为此,切实落实女性权益、婚姻保护等制度,正确利用媒体的宣传力量显得至关重要,但归根结底,为青年营造一个婚育友好的环境才是根本之道。

  近期,网络一则女子继承2亿元遗产后被男方提出离婚并要求分割包括遗产在内的家庭财产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一波热议。

  对此,不少网友认为男方太有“算计”,甚至联想到今年上半年末上映的一部电影,产生了女方父母身亡的“阴谋论”想法,又引发了一波恐婚心理。

  先从历年婚姻登记人数变化来看,2013年后,我国的婚姻登记对数或者初婚人数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在婚姻登记的群体中,初婚人数占比整体也呈现下跌的状况。

  在结婚人数不断下降背后,存在青年人初婚年龄推迟的原因,但也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上关于恐婚、不婚不育的言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一方面是对婚姻观念的改变并产生的独立生存的自主意识,另一方面,其背后也反射了越来越多人恐婚的心理,害怕步入“婚姻的坟墓”。

  共青团中央一课题组近两年前对约3000名Z世代(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18-26岁的未婚城市青年进行过一个问卷调查。从结果来看,表示不会结婚或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女性人数占比比男性多了近20%,其对婚姻存在更多的犹疑心理。

  对女性而言,出现恐婚的心理,一方面是在于对男性能否忠诚以及能否承担起养育家庭重任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在于对婚后可能面临的复杂家庭关系如婆媳矛盾、生育难题的担忧。

  在各类的婚育担忧下,女性独立意识及生存能力的崛起又给其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的做法打了一个强心针。与成婚后的一地鸡毛相比,不少女性甚至觉得单身还自由些,而不是给男方“当保姆”,婚后对方还不能提供任何有用的情绪价值。

  而对男性来说,对婚姻的担忧乃至恐惧往往在于过大的结婚压力,并由此对自身是否能承担起家庭重任产生犹疑。

  如今在女性自身崛起的情况下,其会对男方有更高的要求,包括职业发展、经济能力等多方面。而基于传统及如今的社会形态或意识,男方也能意识到越来越多稳定的婚姻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的支持保障之上的。

  细数如今的存款,如何满足对方的彩礼需求,买房买车、办酒席等处处需要花钱的地方,都会让男方感到忧虑。一些男性也会认为,物质上另一方若不能给予更好的支持,恐怕会成为负担、拖累。

  在上述的心理下,越来越多的人对婚姻产生质疑,于是便表现为恐婚言论的输出,或是选择单身,或是一直保持恋爱状态,迟迟不步入婚姻。

  然而,即使是一些选择步入婚姻状态的伴侣,在婚前也会生产恐婚的心理,表现为婚前焦虑症。

  从传统时代演变到如今,很难否认,国内女性在家庭婚育、职场发展上整体处于弱势。在这样的状况下,恐婚情绪也能得到更多的理解。

  虽然为了提高女性的地位,加强女性对婚育的信心,国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至今为止女性的地位也得以有所提高,但现实中,阻碍女性发展、保持乃至扩大恐婚心理的因素仍普遍存在。

  女性对于婚姻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在于家庭地位、职场地位及发展不对等的担忧。为了促进男女平等,妇女问题一直是联合国社会发展领域的重要关注点,如我国、泰国、印度、瑞士等许多国家都设立有专门的妇女机构,以此来维护女性权益,提高女性地位。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我国明确提出将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在2017年我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更是提到了“至今除我国外其他国家还未把男女平等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显然,相比旧时代,我国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在《论述摘编》第五专题以及相关涉及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专题中,也明确指出了现今男女权利、机会、资源分配仍不平等,歧视女性的社会现象仍时有发生等问题。

  对如今的不少恐婚女性来说,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就会导致其对婚后家庭地位、职责分担的担忧,还有婚后能否重返职场以及重返后能否得到公平待遇的质疑。

  虽然目前国家及各地政府出台了相关的婚假、产假、育儿假、护理假等,但究竟落实情况如何,以及长时间休假后能否顺利重返职场还是引发不少女性的担忧。

  近几年来,国家层面也出台了不少生育政策来减轻青年的经济负担,但更多的青年则会担忧结婚后,“生孩子是标配”,即使在现有的生育补贴下,也很难覆盖到孩童成长期的养育成本,如此还不如“不婚”。

  此外,一些政策的出台原本是基于好的目的,但是由于后续出现的一些不良社会事件反而引发了社会多方的争议。如以防止冲动离婚为初衷设置的离婚冷静期出台后,伴随而来的还有个别离婚不成导致“离婚冷静期杀夫案”等更是引发惊慌。

  由此,一些人也产生了婚姻“严进宽出”的负面认知,结婚易离婚难等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加剧不少女性恐婚的心理。

  再如私生子具有继承权、殴打小三犯法等一系列规定更是让大多人“大呼离谱”,甚至对婚姻制度的存在意义表示质疑。

  从上述种种来看,虽然许多婚育政策旨在保护男女双方合法权益、减轻婚育负担、保障人权,但不少青年尤其是女性仍是对其能否产生有效保障表示担忧。

  除却对制度保障性的担忧引发对婚姻的恐惧、质疑外,身处如今信息化爆炸的时代,媒体铺天盖地的网络资讯也在助长着青年男女恐婚的情绪。

  如这几年,不少热播影视如《三十而已》、《乔家的儿女》、《亲爱的小孩》、《消失的她》等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婚姻事宜,其中或者有表现了男性出轨、不忠诚甚至危害生命的问题,或者也展现了婚后育娃的艰辛,甚至被官方批评贩卖焦虑。

  但不可否认,随着这些影视的播出,不少未婚青年尤其是女性在接收到这样的婚姻状况信息后,恐婚心理进一步加剧。

  一方面,在各类职场或生活出轨、桃色绯闻频频爆出后,女性往往更加担忧婚后男性的忠诚度,表示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在一些“不肖子孙”形象或新闻传播下,更多地人会认为“养儿防老”更像是个笑话。

  也不排除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崛起以及妇女生育知识的普及,女性对生育带来的妊娠纹、脱发、漏尿甚至子宫脱落等一系列问题表示恐惧,进一步减弱了生育的想法。

  而在国内生育与婚姻紧密缔结的情况下,选择不生育大多会伴随不婚,尤其是在宠物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养猫猫狗狗也可以是很好的情感寄托。

  对男性而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其自身往往身负彩礼、房车、养育家庭的重任,而在如今的时代,这些压力更是急剧上升。面对唯恐难以承担的压力,不少男性产生推迟婚育甚至不婚育的想法。

  尤其在现代个人发展更为自由、有更高追求目标的情况下,一些男性更倾向于把这笔资金用于自身能力的优化如出国深造方面。且伴随着思想的放开,男性选择不传宗接代也开始被更多的人群接受。

  而对女性来说,除过多负面媒体报道的情况外,女性对婚姻的认知也在发生改变。

  步入婚姻后,要面对婆婆的磋磨,要给一家子人“当牛做马”,还要面临生育后身材走样、健康受损、职场失业等风险,简直是“太可怕”了。尤其是当对方连情绪价值都难以提供,让自身心情不能变好反而更暴躁时,那么既然能养活自身,为何还要身处婚姻的麻烦中。

  尤其是碰到周边亲朋好友遭受出轨背叛、离婚等一系列风波后,恐婚的心理更上一层。

  而在面对女性一旦成为母亲,就会在职场乃至生活中遭遇到各类不平等对待的“母职惩罚”的情况下,女性更是加剧了对是否步入婚姻的担忧与质疑。

  当然,对一些原生家庭并不好的青年群体而言,由于儿时长期处于父母吵架、家庭不美满或者遭受父母离婚被抛弃的情况,这些青年也容易对婚姻产生恐惧担忧的心理。

  在恐婚时代中,若青年男女婚姻缔结人数长期下降,那么新生儿数量下跌、老龄化人口结构凸显等问题将成为大趋势。

  面对恐婚背后的问题,从男女平等、保护女性权益、减轻负担等方面,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做出了各种努力。

  如为减轻对生育压力的担忧,俄罗斯设立“母亲基金”,给予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定的补贴;意大利于2020年通过一项法案,几乎每月以直接付款或税收优惠的形式给孩子父母提供补助,覆盖怀孕后第7个月到孩子年满18岁;冰岛则提供12个月的父母带薪假,让父母可以拿到原有收入的80%……

  虽然不同国家产生的效果并不一样,一些国家基本不见成效,一些国家生育率却逆袭成为优等生,但从他们的政策中仍可以窥探到一些经验,并且也能明白,不同国家适用的政策并不一致,而要“特色化”。

  就好比外国给予的生育补贴覆盖了女性怀孕至孩子成年时期,在极大程度上减少了对生育压力的担忧,但对我国可而言,近十四亿的人口以及现有的国情经济,注定了我国难以采取这个措施并长期实施。

  另外,一些政策如男女平等的促进仍需持续发力。继续加强领导与顶层设计、夯实政府责任、发挥群体组织优势、妇女主体作用等,是官方层面做出的指示;在职场与生活中,则更有赖于自主维护权益,企业多方进行更公平的对待。

  而对于一些引发担忧或质疑的制度,或许还需进行更理性的深入修改及完善,或者更多地听取群众意见,避免一刀切。

  谈及到天价彩礼带来的对“结不起婚”的担忧,不少地方政府已出手整治,一些地方组织谈话进行教育、组织集体婚礼甚至签署承诺书,大力推动零彩礼。一些地方相关部门更是从娃娃抓起,让小孩观看“零彩礼”宣传片,旨在让其从小耳濡目染,然而,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或有效,却引发了许多网友的争议。

  面对青年对婚育资金、责任、忠诚等多方面的担忧,采取措施进行优化是好事,但也要考虑大众的意见,否则政策成效可能不大。

  从宏观层面来看,诸如普惠托育服务、“女性友好”生育支持政策等各类福利政策仍有待国家层面完善。

  而如上面提到的媒体舆论的影响亦不容小觑。在互联网碎片化的认知下,青年容易对婚恋产生灾难化思维。

  恰如“积善三年,知之甚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般,宣传好的婚育观念需要几年甚至更久时间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影响人们的认知,但只要发生一件出轨、杀妻等不良案件,就会短时间内给大众带来一波恐惧,并大力冲击青年婚育观念。

  这也要求在媒体信息泛滥的时代,在进行信息传播时,更要注意事情的真实性及影响力度,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补救,避免青年形成对事物的错误认知或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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